-----中国经济泡沫的原因和对策分析

1994年管理大师Peter Drucker和日本企业家中内功在谈话中指出中国的市场尽管非常具有吸引力，但它比其他的经济更有系统性的风险，中国将面临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中国的经济泡沫将比日本几年前破灭的泡沫更巨大、危害面更广。”

这个预言在中国神话初起，日本神话破灭的当年是多么危言耸听，而今它那惊人的准确性却已初露端倪。“中国制造”支撑了世界许多国家便宜的物价，而今近从深圳远至上海的大陆人却流行起去香港大肆采购日用品。虽然大陆在人均GDP上离香港还有10倍之差，但物价在许多方面却已大踏步赶超了香港。这一切都不得不引起人们深层次的关注和担忧。值得关注的是大量的热钱游资、高通胀一直是投机利润的最佳温床；值得担忧的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剧烈动荡，中国的一般消费者收入还很低，没有多大空间和如此高的通胀做周旋。在中国历史上难以承受的生活成本历来是重大变革的导火索。

中国有很多人将这次的高通胀归咎于美国的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以偏概全之嫌。如果说高通胀是一个病，病的起因和病症都得找对，要不然就可能下错药，轻则治标不治本，重则加重病情。

多年以来，中国为了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并且过度依赖出口来拉动GDP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根据官方数据：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了450%，于2010年9月已达到GDP的2.6倍。在新兴市场国家中，M2一般是GDP的1倍到1.5倍，超过两倍的很少。另外中国有在经济增长放缓时通过大量财政支出、追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习惯，2008年中央政府用来对抗经济危机的4万亿投资计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给经济在危机背景下的增长加上双保险，中央还通过政策引导银行体系在2009年发放了超过10万亿的贷款。更为雪上加霜的是，高企不下的贸易顺差会通过外汇占款的形式迫使M2不断增加。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09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1960.7亿美元，那就意味着央行被动投放的人民币规模在1.3万亿元左右。在过多货币的追逐之下，物价大幅度攀升并不稀奇。

  高通胀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坚持只求增长速度忽视增长质量的经济政策，这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资本流动性过剩，给游资热钱提供了很好的投机温床。在这个大环境下制造业的巨头如海尔，粮食业的巨头如中粮，家电零售巨头如苏宁都在向泡沫巨大的房地产业进军。根据12月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2011住房绿皮书》，2009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平均毛利润率为55.72%。这远远大于制造业零售业等产业的毛利率，再加上成本推升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压缩微薄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加速这些产业的萎缩和掏空。举国上下大造泡沫和发泡沫财已蔚然成风，中央政府此时挤压泡沫和收缩资本流动性的很多政策收效甚微，缘于投机者可通过设置代理和其他方式规避政策，进行迂回投机。尽管政府在紧缩银根，投机者仍可通过海外渠道，资本黑市和其他的融资渠道进行融资。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下投机融资渠道的重中之重：国际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战略部署。要看清楚国际热钱的运动套路就必须关注他们，因为他们就是热钱的运输管道的铺设者和路线决定者。而索罗斯又是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所造成的经济气候变化的风向标：最近索罗斯在几个重大场合发表看空美国，利好中国的言论，其中最让我触目惊醒的一句话就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发挥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美国。索罗斯那基于意识形态的反华观念世人皆知，如此矫枉过正的挺华言论其实揭示了一个重大的投机密码：索罗斯对中国的通胀和泡沫有着非常大的信心，他将以此为契机策动国际国内游资热钱为中国经济做出更多更大的泡沫，从而迫使中国经济硬着陆。经过了漫长的酝酿，索罗斯基金于11月8号在香港开设了分支，其他许多的大型投机基金也在大中国圈范围内开设了分支。他们既要在中国经济的泡沫中谋取暴利，又要赌中央政府因控制通胀和经济过热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失败而不得不祭出“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利器，从而在汇率市场的各种豪赌中又大赚一笔。至于有些人说热钱很难进入中国，那他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下管道一定不胜了了：热钱可以通过资本黑市（地下钱庄是其中一种形式），还有一些在国际洗钱活动中用到的渠道和机制躲过宏观调控和央行的雷达进入中国，做到神龙见首不见尾。

这次高通胀的泡沫层面非常广，涵盖食品、能源、货币储备、大宗商品、房市和股市等方方面面。高通胀就像是一场大洪水，这洪水是由泛滥的资本流动性造成的，洪水是无法用围堵的形式来治理的，因为就像水流向低处，资本流向高回报的地方是必然的，只能用疏导的方式。中国政府应该确定各个不同经济主体在宏观调控中的优先权，比如用这样一种角度去看：如果说房价高企还仅仅是在考验中国老百姓在对住房产权拥有的传统观念下的愿景和价值观的取舍，那么食品价格高企就是在考验他们严重的生存危机感，这种状况历来是诱发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导火索，也严重威胁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个成就:用较少的人均耕地解决了世界上最大人口大国的温饱问题。所以在目前这种高膨胀的背景下，从某种程度上允许房市的泡沫，可以减轻食品所面临的严峻投机压力，把大部游资热钱圈进房市，而不是让他们四处攻击包括食品在内的实体经济的各个层面。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在某种程度上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实现以下目的：为央企、国企、机构和富有个人提供更多的渠道去海外投资，同时为外国企业机构在中国融资提供方便。一句话，我们要输出流动性。比如，最近这次从爱尔兰爆发开的欧元债务危机就为中国的主权基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走出去的契机，这样既可以巩固中国在G20取得的团结欧亚孤立美国的成果，又可以保护中国储备资产的长期安全，还可以阻止美元利用欧元危机达到其无限期劫持世界货币体系的目的。另外中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加大对能源安全和大宗商品安全的战略投资，在成本拉伸的通胀面前，积极向产业链上游整合，以确保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成本优势和防止因制造业萧条所带来的大规模结构性失业。

（发表于中国经营网：http://opinion.cb.com.cn/12714523/20101214/1736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