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地铁非常发达，每走一两分钟就有一个地铁站，而且纽约的所有地方一般都是以大道（avenue)和街（Street)的名字命名，大道（avenue)和街（Street)一般又以数字命名，就像横坐标纵坐标一样精确，所以在纽约问路和交通都十分简单和方便。

有一次我在地铁上听到有两个纽约的职业女性在谈论他们孩子学校里的一个人，他是中东的阿拉伯人，但是很多关于阿拉伯人的格式化描述放在他身上并不相符，所以有些时候要小心别让自己和孩子跌入陈腐旧见（stereotype)的陷阱。我意识到陈腐旧见（stereotype)是阐述双边关系赤字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是一个很好的和他们谈公民外交的机会。于是我插入到了他们的谈话中。“你们所说的陈腐旧见（stereotype)问题很有意思，也是我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他们以为我是纽约的一个大学生，遂问我在哪个大学读什么专业。我于是告诉他们我不是大学生，我是来美国做公民外交的一个经济学教师。

“美国每年要向阿拉伯世界购买上千亿美元的石油，这种以货币为单位的交流是巨大的，可遗憾的是美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思想交流却是非常有限的，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就叫双边关系赤字。这是恐怖主义横行和美国中东政策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双边关系赤字的弥补，官方外交这种宏观方式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最有效的，所以公民应该去做一些微观的努力，也就是公民外交，鼓励两边的人民除了消费彼此的物质财富之外，也去消费彼此的情感，文化，思想和观点。”随后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一个朋友每年都在加沙地带组织一个夏令营，由以色列学生，巴勒斯坦学生，美国穆斯林学生，基督教学生和犹太学生参加，大家一起面对挑战，一起解决问题。“这就是公民外交。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人有时候面对的生存问题，诉求问题和选择问题是共同的，我们在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上所遇的障碍和认知缺失上也有共同之处，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些共性中共同面对和突破我们的困境，这样一个面对面手牵手的过程将有助于消除我们彼此间的偏见，加深彼此的理解和互信。这样的民相亲的效果是上层建筑中的官方外交所无法浸润的微观角落。”我告诉他们我很赞赏他们的朋友的勇气和做法，觉得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公民外交家，很有远见。他们告诉我他们来过中国，中国的人民很友好热情，中国有很多很美的地方。我告诉他们在享受中国的美食和旅游快乐的同时去认识一两个中国朋友，带着 stereotype去和他们交往，然后检验一下这些stereotype的真实性，去了解他们的宗教观，自由观，和牵动他们喜怒哀乐的东西。他们会看到一个长城山川和江海美景之外的中国，这个中国的美会更深刻更鲜活更饱满。而我在美国也会做同样的东西，不但在美国做一个称职的旅行者，为美国的经济复苏买东买西贡献我的消费力，而且会用心消费美国人民喜怒哀乐的情感。说到这里我们都会心的笑起来，他们知道我是在打趣困扰他们经济复苏的的疲软无力的国内消费。

纽约确实是一座世界之城，纽约人对新理念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而且人口来自世界各地，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有海外体验，对一个像我这样充满理想主义的中国activist能很热情的接受，对充满公民意识和世界主义色彩的公民外交理论也很乐于理解，可是纽约是纽约，纽约只代表纽约。你甚至可以把美国分成纽约和非纽约，通过纽约去了解整个美国是危险的，就像通过巴黎去了解整个法国一样。比如我在和一个费城人交谈的时候，他居然问我为什么我选在胡锦涛主席刚刚结束赴美国事访问的时候访美，我能从他心领神会般的笑容中读到他的意思：我是北京国家品牌战略的一个部分，肩负着秘而不宣的使命。可惜的是我无法成为他诡异的洞察力无比准确的证明，我之所以选择2月18号访美是因为那是我学校寒假的第一天，仅此而已。美国虽然是影响力覆盖全球的超级大国，可与之严重不对称的是美国民众匮乏的世界主义认知。我在美国呆得不久，所以无法深刻理解造成这个现象的深刻原因，但肯定和美国的教育体系有关：过于围绕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缺少对其他文明和价值观的思考。这样一种教育会造成美国人对外认知的许多盲点，我们一直期待华盛顿来改变这种现状，可是等待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所以与其坐等其成，不如一对一的去和他们的交流，也就是展开充分的公民外交。

这就是我从地铁外交中获得的一些体会。

纽约不光是世界之城，也是几乎所有北美最大的华人媒体所在地。在这里我遇到了对我公民外交之旅影响颇大的几个人。《星岛日报》的总经理何力和记者荣筱箐，凤凰卫视的庞哲女士，《世界日报》的谢涛先生和美国中文电视的边令晶小姐。何先生是第一个给我打电话要对公民外交进行报道的人，之后由荣小姐对我进行采访。在和何先生的对话中他得知我要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就和我分享了一些和西方媒体打交道的经验：小心说错话被断章取义，越描越黑。这个善意的提醒对我后来帮助很大。我和荣小姐在时代广场的一家星巴克见了面。我们喝着咖啡像老朋友一样的聊着，我和荣小姐聊起了我在英国的艰难时光：出国第二年，母亲突患肺癌过世，娇生惯养的我因此患了抑郁症，同时陷入经济绝境，像机器人一样的打工，看不到人生的希望，曾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回国后父亲又患上脑赌塞重疾，生命垂危，自己如何流泪下跪的去为父亲寻医问诊。工资微薄，咬着牙在零下十几度的黑夜里跑兼职挣钱。说着说着我忍不住的流下了泪。荣小姐告诉我她母亲来纽约后得癌症的事，自己是怎么看着自己最亲的人被钻心的庝痛夺去了生命。“不管生活有多艰难，多不可能，都不要放弃，一点点按希望走下去，总会走到光亮越来越多的地方，去把自己的人生照亮，把爱自己的人和自己爱的人的人生照亮，这种因赋予别人光亮而赋予自己光亮的人是不会在黑暗中走失的."这就是我从这些人生的苦难中学到的东西，这也是我做公民外交的一个重要原因。

星岛采访之后我见到了凤凰卫视的庞哲女士。庞女士是一个经历传奇的新闻工作者，911恐怖袭击时，全球华文媒体中冒死在世贸附近报导实况的第一人。我们在Avenue of the Americas的凤凰卫视纽约演播中心见面了，见面直接就进了演播室。这是我第一次做电视采访，有些紧张，但我被庞女士专业的状态感染了，自己也很快调整了心态进入了状态。我们谈的主要是我给奥巴马总统写信和给华尔街日报撰稿劝阻中美贸易战的事。能够在凤凰卫视宣传公民外交理论是我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庞女士对我的帮助还远不止这些，在她的介绍下，我还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证券频道的采访。之后她又介绍我在纽约最著名的一家私人会所Down Town Association里参加了大成律师事务所纽约事务所成立的庆祝活动，席间见到了大成律师事务所主席肖金泉先生和许多华尔街的大投行家和律师。肖先生很赞赏我的行为，邀请我即兴发表一个关于公民外交的演讲。我已经在公共外交中心，纽约地铁等很多地方讲了关于公民外交的理论，所以这次演讲我驾轻就熟，热情澎湃。我首先给他们讲了我被误认为是共产主义经济学家的笑话，我告诉他们中国的资本主义者要远远多于共产主义者，如果一个国家光凭资本主义者的绝对数量就能主导世界的话，那么今天的超级大国就是中国和印度了。所以stereotype里面看人就像哈哈镜里看人一样，笑笑可以是不能当真的。就这样我把话题轻松地引到了双边关系赤字，代表赤字和公民外交。最后指出没有充分思想交流为基础的双边经济交流的繁荣就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越繁荣强大越有崩溃的危险。我们必须充分加深彼此之间的情感互动，思想交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话下的经济复苏和繁荣。演讲完毕，掌声雷动。又有在场的北美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侨报》和美国中文电视要采访我关于公民外交的活动。这里要感谢《世界日报》的谢涛先生和美国中文电视边令晶小姐非常辛苦的专程到我下榻的Hostel采访报导公民外交的活动。通过他们公民外交在海外华人社区取得了很大的反响：不管在哪，祖国的困境都会成为自己的困境，想回避逃避是回避逃避不了，护照可以换，但族群的归属是换不了的。国家昌盛，国民自尊，国家孤立，国民自卑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希望海外华人也能加入到中美公民外交的行列中来。

至此我在美国的公民外交之旅在美国的土地上播下了许多希望的种子。没有争论长短，只是留下了人文的和平的开放的自由的祈愿，人种不同，主义不同，地位不同，但对美好世界的普世祈愿总是相通的。我在出发的时候觉得公民外交是一艘助力缺乏的小船，来到美国后却得到了美国各个阶层人群的帮助，这是我没料到的。那时的我感觉公民外交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梦，而是许许多多人分享的梦，是一艘迎风展帆志在万里的大船。这次去美国深感整个世界还不适应中国的强大崛起，感到抵触和不安，这对我们国家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继续稳定繁荣是不利的。既然我们从宏观层面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数十年的外交关系中仍没有改变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僵化模板性认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现在也许是时候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用公民外交去建立互信打破僵局。当年毛主席说把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中，结果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今天让我们把全世界放进我们公民外交的海洋中，去收获一个和谐共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