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8月20日【IT经理世界】）

最近“单独二胎”政策成为城中热议话题，市场反应强烈到令多个香港“BB概念股”出现了超过10%的盘中涨幅。有许多专家甚至大胆预测“单独二胎”可能是全面放开“二胎”乃至是“计划生育”的先兆。不管传闻是否属实，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品尝到了计划生育埋藏下的苦果。

最近这几年，中国制造业一直被“用工荒”和“工资成本快速涨幅”所苦恼，这一切都源于“三十年执行计划生育使得中国人口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衰老得更快，劳动力人口增长越来越慢，人口红利不断消散”。实际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底中国15-59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比2011年同期减少345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人口第一次减少。

相比之下，日本比中国早14年到达这个转择点，不同的是那个时候的日本已经是富甲天下，坐拥3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而且养老制度非常完备，反观养老重压之下的中国该何去何从？由于计划生育，中国至少提前了25年遭遇刘易斯拐点，正所谓“未富先老”。最值得担忧的是，中国制造的主力劳动人口在20-39岁之间，这部分人口的增长率早在2010年便萎缩至零了，而且直至2035年这部分人口的萎缩速度将明显快于整个劳动力人口。这意味着主力劳动力人口身上的抚养赡养负担会越来越重。中国人口中纯负担人口（小于14岁或大于64岁）的比重在2010年见底，之后逐渐上升，到2035年将升至近50%。抚养赡养压力如此巨大，社会财富可能不堪重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很有可能会成长为一个巨大的贸易逆差国。此言所指绝非危言耸听，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GDP占比便已从10%的高点降到了2.5%，趋势已经很明显。

根据IMF的最新的一份中国人口研究报告，如果政府不对这样一个趋势做出积极反应，中国目前高达1亿5千万的劳动力储备（失业或者半就业者）人口到2020年将减少到3千万，而中国也将在2020-2025年间穿越刘易斯拐点，到了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缺口将高达1亿4千万。这里请容笔者稍事阐述一下什么是刘易斯拐点。工业化之初，一个国家的经济主要由农业和工业组成。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工业，而工业的增长则由来自农业的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支撑。充沛的农民工劳动力供应使工资成本受到长期压制，工业得以享受丰厚的利润和积累庞大的储蓄，而庞大的储蓄又能推动资本投资和扩张。当农业再也无法向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时，工资成本开始螺旋上升。这时这个国家就达到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完全消失。

刘易斯拐点对所有新兴国家都是严峻考验，因为在此之后的国家将再无法依赖廉价劳动力，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和出口为导向的国策实现快速增长了。许多国家就这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纵观全球，也只有日本，亚洲四小龙能够成功逃离这份宿命。

在人口红利逐渐消散的情况下，许多国家都只有诉诸举债投资大兴土木来发展经济，中国也不能免俗。如今中国的投资/GDP比率是48.36%，雄冠全球。这个比率远远高于二战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纪录，其中包括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只有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5年达到了最接近中国水平的地方--43.6%。根据惠誉的历史数据，过去这几年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都远远快于GDP。以往的经济史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信贷增长率长期显著高于GDP增长率那么这个国家极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还很薄弱，没有了人口红利的发展道路也很不清晰，而且老龄化所造成的沉重经济负担也很难被现有的经济模式，福利模式和金融市场所消化，因此中央有必要努力推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最近有人提出户籍制度改革是个好办法，但农民市民化的成本太高，单一成本便在10万元左右，在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沼的情况下，这笔费用谁来买单？各部门互相推诿之下，改革进展缓慢，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时候，逐步放开计划生育便是一个极好的对策，因其伤害的既得利益较小，比较容易展开。

但问题是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深入人心，而且中国社会竞争激烈，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很高，即便放开计划生育也不会产生巨大的效果。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76%的国人都支持计划生育，相当多的能享受“双独二胎”政策的夫妇都自愿选择生一胎。即便是眼下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也需要至少半个世纪才能扭转中国人口结构的不利变化。想想日本经济深陷老龄化泥沼原地踏步十五年，中国再不改革人口政策将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