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的【2014年1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让关注债务危机发酵的投资者很震撼。一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32万亿元。虽然一月份一贯是贷款旺季，但今年一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环比增长率却堪称前所未有--高达174%，新增贷款总额同比增长2469亿元。这是自2010年一月以来最大的单月新增贷款纪录，上一次银行贷款也如此疯狂得追溯到2008年底至2009年初，其时世界经济面领崩溃，国务院力挽狂澜的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由此可见，正如笔者多次撰文警示，中国经济增长对信贷泡沫的依赖可谓是有增无减，在庞氏融资的游戏中愈陷愈深。
承蒙黄有光教授质疑笔者的“盛世危言”，并指出债务总量或许增势迅猛，但“债务相对于GDP的比例不一定会增加，因此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并没有什么可怕。”确实，只看到债务总量，而不以GDP作参照物，分析便难免有所偏颇。这里笔者遵循黄教授的建议，找来了以GDP作参照物来审视中国债务危机的数据。根据美国【利率观察家】半月刊的数据，从2008年底到2013年第三季度，中国银行业资产负债表规模增长了15.1万亿美元，比整个美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规模（14.6万亿美元）都大。而美国的GDP是16.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约25%；中国的GDP是8.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2.2%，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银行业资产却占到了全球GDP的33.1%。熟悉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人们可知，中国的信贷规模的全球权重远远超过其GDP的全球权重。与此同时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已经降到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这证明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已不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是信贷扩张。所以经济增长伴随的就是投资成为庞氏融资的红海。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已经相当严重，而实质上的去杠杠化却远未启动。房地产如是，煤矿之类的大宗商品企业亦如是。毫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是个不折不扣的庞氏融资的赌场。数据冰冷而现实，笔者绝非危言耸听，哗众取宠。保持这种态势，中国的银行业可能将需要中央政府的大规模注资纾困。以史为鉴，1994年当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其GDP的全球占比达到了17.9%的峰值，与此同时日本银行业资产对全球GDP的占比也达到了27.3%的峰值。再往后就是失去的20年，中国的经济泡沫和信贷泡沫如今也已经进入了破灭倒计时，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嘉诚接连出手大中华区的资产，将投资主力移驾欧洲，这一切绝非偶然。
中国是新兴市场的火车头，整个新兴市场都面临中国式的困境。自2009年三月，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等西方央行竞相量化宽松以来，总量高达4万亿美元的外国游资便涌入了新兴市场，而其中有约4400亿美元的热钱投入了新兴市场的债券，股票和流动性金融资产，美联储的退市很容易引发这些热钱的迅速离场。和中国一样，新兴市场在流动性泛滥的时候，大肆通过信贷扩张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在西方衰退的时候当仁不让的承担了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任。 2009年，当G7经济实现了3.5%的平均负增长的时候，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却增长了3.1%。新兴市场的GDP全球占比已经扩张到了55%。如今美联储退市，全球流动性收紧，这就推高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严重压缩了其投资回报空间，从而迫使外国游资撤离。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量宽以来涌入新兴市场的那四万亿美元外国游资俨然成了一个赌过了头的新兴市场资产长仓，像李嘉诚那样抛售东方吸纳西方的投资组合调整的大手笔势必越来越多。有鉴于此，新兴市场的地产，债券，股市，和货币都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卖压，也就是说整个新兴市场都处在资产负债表通缩和债务危机的左右夹击之下，去杠杆化成了新兴市场逃出生天的必由之路。
【亚洲金融危机风云再起】一文已详细阐述了东亚地区面临的严峻形势，而在新兴市场的其他地区危机形势也是不逞多让。南美洲最大经济体巴西滞涨风险不断扩大。其年化通胀率接近6%，远远超出央行4.5%的超高目标极限；去年12月份巴西的工业产值萎缩了3.5%，创下了自2008年12月份以来的最糟糕纪录。与此同时，巴西的汇率稳定也面领着几大挑战：由于大宗商品疲软，去年财政赤字飙升至650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的GDP占比增加到了3.7%；贸易顺差开始萎缩；通胀和撤资潮倒逼央行加息，从而不断加大经济衰退风险。金砖五国的俄罗斯经济下滑迅速，资本外逃加剧，债券收益率和通胀率高企，贸易顺差加剧萎缩直至2016年完全消失，卢布面临巨大卖压，股市和债市的形势也非常严峻。印度和南非的情况也不比俄罗斯乐观。放眼望去，金砖五国前景堪忧。
此情此景，中国经济去杠杆化的表现尤其令人失望。在货币安全，金融安全的战线上，中国面临的危机比起南海东海的动荡毫不逊色，当安倍经济学将整个新兴市场作为泄洪区和出口主攻地，中国应该组织起有效的反制和对冲措施，在美国一味姑息日本的情况下，适当放下民族主义的口水战，承担起稳定新兴市场的大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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