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吴迪 与 丹尼尔.瓦格纳

华盛顿对中国企业的一些认知方式并不是短期行为，也不是美国政治的新近产物。

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非常遗憾的变成了特殊利益和特权资本的维护者。美国的政治家是由选民选出的，但他们的执政思路已经完全被大企业和大金融机构所左右，并不以代表选民利益为己任。这一切都显然违背了美国民主的精神。美国最近发生的债务危机和国会两党之间直至政府行将破产一刻的争斗让人们看到美国政客只顾捍卫各自利益集团的终极利益，对国家经济的旦夕祸福却如玩火般麻木。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信用评级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标准普尔降低了信用级别。

由于成年累月的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以及民主共和两党严酷的政治拉锯战，美国的政策路线渐渐从顺应全球化的外向型转向专注保护国内利益的内向型，今后美国将越来越以孤立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国内国外的政策问题。这种趋势不但会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会有深远的影响，更会影响到许多外国企业在美国的经营和投资。可以预料的是，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很多在美国的外国公司将会面对一个越来越不友好的投资环境。

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美国必须开始量入为出的过日子。这个趋势在2009年就开始了，现在则变得尤为迫切。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赤字收缩的争议拉锯将决定政治力量的平衡。现在你不管是走到美国那个城市的繁华商业地带，你都会看到空空荡荡的店铺或者是“跳楼价”的张贴。经济危机以来两年多，房地产市场依然毫无起色，房屋贷款的违约又呈现出上升的态势。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大萧条仍将持续。许多主流媒体评论员都预测美国经济的衰退尚在开始阶段，还要再过几年才能触底反弹。如果复苏过慢，美国很有可能变成“失去的20年”中的日本。

当一个国家身处巨大经济困境中，它就很自然的会在贸易政策，外交政策和对待外国投资者的问题上变得更加保守甚至是富有敌意。事实证明华盛顿在保护美国敏感产业（能源，矿石和港口管理）方面对外国企业的阻止绝不会迟疑手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事例是2005年，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了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值得注意的背景是2005年是全球贸易极度繁荣，中美关系最稳固友好的阶段。可想而知的是，在目前这种举步维艰的经济政治气候下，华盛顿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使之免于被外国资本抄底蚕食。这样做也符合美国的民意共识：根据2006年3月美国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58%的美国人坚决支持华盛顿禁止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对六个美国港口的收购，53%的美国人相信外国直接投资对美国是一种威胁。其实近年来美国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敌意上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要知道1989年超过70%的美国人认定外国直接投资对美国是威胁而不是机遇。因此华盛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防范态度不仅仅是出于对国内产业资本的保护，更是美国长期民意的一个体现。在美国经济强大的2006年尚且有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对外国直接投资持怀疑敌视的态度，那么危机重重的今天外国投资在美国遇到的阻力必然会更加严重。

自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针对外资并购保护国家安全的Exon-Florio条款以来，美国总统便有权利禁止一切对美国国家安全，核心商业及经济利益有负面影响的外国直接投资。可怕的是美国国会在该法案中并没有对“国家安全”作出明确的定义，而监管外国直接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又倾向于把“国家安全”一词做广泛的延伸，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以来，“国家安全”更是以事无巨细尽收眼底的全方位防范姿态出现。

在这个大趋势下，中国作为美国的一个贸易伙伴和投资者又有其特殊性。在美国最大的是个贸易伙伴中，只有中国不是其政治和外交上的战略盟友。另外，绝大度数中国大企业的国有背景更使得华盛顿疑心重重。Exon-Florio条款中的 Byrd修正案赋予了美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极大的权利去严格审查有国资背景的企业。所以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收购兼并会遇到重重刁难和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眼下美国处于经济和政治的交困和矛盾激化期，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拓展必将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和面对更多的障碍。面对政治和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国，衰弱中的美国将会更多的运用Exon-Florio条款等政策武器来对中国资本的扩张进行遏制。所以中国政府有必要通过外交手段来消除中美间的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以及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的市场化，降低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过度垄断，并用灵活的手段对控制美国国会的游说集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集团进行渗透，积极从中培植中国利益的代理人。只有这样，中国资本才能大踏步挺进美国，在全球化的资源配置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发表于《华夏时报》http://www.chinatimes.cc/pinglun/zhuanlan/2011-09-16/2604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