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10月28日【联合早报】）  

对于中国百姓而言，看到贪官污吏被明正典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北宋丞相包拯千百年来之所以如此被中国百姓膜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狗头铡，虎头铡和龙头铡执法如山，大快人心。时至今日，新闻联播里贪官落马的画面依然很让百姓受落。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贪官人头的多少并不能代表肃贪的成就，观者在很多时候往往是空欢喜一场。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的报告，“2008年1月至今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198781人,提起公诉167514人。人民法院判决有罪148931人,占已审结案件的99.9%。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377亿元”。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数据是“挽回经济损失377亿元”。这337亿元占全国贪腐收入的比率到底有多大？根据国际反洗黑钱智库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的研究报告，在2000至2011年间共有约3.75万亿美元的非法现金流流出中国，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贪腐收入。中国现在外流的非法现金流对GDP的占比已经超过了10%。

337亿元人民币对于3.75万亿美元而言可以说是沧海一粟，因此从经济收效上来看，这种传统的“诛贪”的反腐方式可谓收效寥寥，虽则明正典刑的场面颇为壮观和感人。其实要论“诛贪”之铁血，历史上无人可与朱元璋相比。有学者估算，在朱元璋执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贪官人头落地，这其中包括他的女婿。熟悉明史的人知道，朱元璋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诛贪”难收奇效，那反腐的重点战场应在何处？重点不在于贪官这个人，而在于他的资产。

贪官的资产主要以什么形式存在？笔者通过阅读贝恩公司和招商银行联合制作的中国富人研究报告，大致也可以摸出属于“富人”群体的贪官对资产配置的喜好。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影子银行为贪官隐匿和漂白巨额财富提供了绝佳的渠道，另外贪官还可直接或间接的通过中间人（即白手套）拥有公司的股份。其实近来一系列“房妹”、“房姐”、“房叔”、“房爷”事件的曝光，已经让外界充分认识到了房地产市场洗钱的巨大威力。而影子银行的生意近来做得风生水起，同样也得益于贪腐官员财富的注入。与此同时刘志军丁书苗案的告破又充分揭示出了贪官借白手套敛财的手法高超和规模之巨。

中国应该把反腐的主战场从“诛贪”转移到对贪官资产的再分配上来，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资产征税，然后再用税收来完善民生工程，这样既可大大减少贪官的寻租收入，又可以巩固中央的执政基础，最大限度的降低贪腐行为对社会的危害。贪官定罪的过程往往很漫长，但资产税却是随时可以征收的，连对贪官定罪的前提都不需要，而且从经济上来讲，这样做对贪腐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杀伤力也最大。

只是这样一来中国的财税体制就必须彻底改革，因为中国连直接的财产税都几乎没有。中国主要对劳动和消费行为征税，对财产和资本基本不征税。中国没有遗产税，没有赠与税，也没有固定资产保有税。作为拥有巨额财富的贪官在中国是很幸福的，财富可以不断转移，增值，并几乎毫发无损的传给下一代。有时候往往一个贪官倒下了，但他的财富却大体保全，这样的反腐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税收没有调节贫富之功能，无形中把贪官的社会破坏力放大了数倍。

对贪官资产收税的关键在于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建立全国性的资产纪录大数据库。因为贪官可以通过白手套和假的身份文件持有资产，因此可以仿效英国的电子护照，在身份证和户口当中植入记录指纹信息的电子芯片，这样一来资产就和独一无二的指纹对应起来，再加上数据挖掘技术，贪官的财产就无处遁形。考虑到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屡屡难产，这个大数据库也可不公开，交由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这样的机构掌控。这样一个大数据库其杀伤力就像当年胡佛的秘密档案一样，成为悬在地方贪腐官员头上的达摩克里斯神剑，有助于改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乱政局面，极大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执行力。

在这方面美国的国税局已经走到了前面，他们已经储存了1.2Petabyte（即1015 ）字节的大数据。美国国税局每年要征收超过2万亿美元的税，并且身兼帮助联邦政府减少赤字的重任，大数据成为了他们最为倚重的技术手段。同样的道理，大数据技术也可以在中国的反腐，吏治整顿，税改，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国之魂在于庶民，国之魄在于庙堂。贪腐猖獗让百姓集怨难平，民风乖戾；让吏治糜烂，庙堂昏暗。贪腐盛行已然成了目前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一大危机，然危与机并存。通过反腐来确立对贪官资产再分配的主导权，并通过大数据技术完善税制，加强地方官员与中央执行力的统一，大大强化中央集权，为以后中央行政令和改革举措推行于全国奠定坚实的基础。贪腐官员只是巨额财富的暂时保管员，中央随时可以税制调节这些财富为民所用。如此一来，反腐可化腐朽为神奇，危机也变成机遇。谁说廉洁吏治只是华盛顿模式的专利，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廉洁之路，一切从巧力反腐开始。